他招募了上千名年龄、社会阶层、受教育程度不等的志愿者。

 

米尔格拉姆告诉这些志愿者们，他要进行一项关于“验证体罚对学习效用性”的实验，参与者将扮演“老师”的角色，对隔壁房间的扮演“学生”的另一位参与者以电击的方式进行体罚教育。

 

但实际上，志愿者们不知道的是，那个“学生”是由实验助手假扮的，他并没有真的受到电击，只是会惟妙惟肖的发出被电击后痛苦的哀嚎，甚至“死亡”。

 

米尔格拉姆要求扮演“老师”的参与者根据扮演“学生”的参与者每次回答问题的错误对其施以电击，电击的强度随错误率的提高而提升，从最初的15伏特，一直上升到足以致死的450伏特。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助手不断“答错”题目，然而米尔格拉姆会下令志愿者对他进行电击。然后助手将不断发出让人恐惧、锥心刺骨的哀嚎，抗议、甚至乞求志愿者停下来。

 

而当志愿者向他的“上级”米尔格拉姆请示时，米尔格拉姆只会不断地回答：

 

 

 

 

 

……

 

那么会有多少人执行这个恐怖的命令，眼睁睁的把那个可怜的学生“电死”呢？

 

你不妨猜一下。

 

百分之三？百分之六？总不会超过百分之十吧？

 

不，实验的真实结果让人恐惧。在40名受试者中，居然有26人选择在命令下将实验“进行到底”，最终将电压提升到了致死的450伏，而在300伏以下，受试的40人居然没有一个人拒绝执行命令。

 

米尔格拉姆由此得出结论。体制化的权威环境对人的心理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很多人会为了“服从命令”而毫不顾忌不顾他人的痛苦，丧失正常的伦理道德，甚至丧失人性。

 

但正如后世很多心理学者所指出的，米尔格拉姆的这个实验，有至少两个疏漏之处。

 

首先，他没有考虑文化对人的影响。这个实验是在崇尚个人自由的美国做的，如果把这个实验搬到二战以前的德国或者日本，那么愿意将实验进行到底的受试者很可能更多，因为德日两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将服从命令、听从威权视为一种“美德”。

 

还有另一些民族，他们倒未必将服从命令视为“美德”，但却无比惧怕自己的上级和权威，米尔格拉姆实验如果搬到这样地方做，只怕得到的结果将更加骇人听闻。

 

其次，在米氏电击实验中，米尔格拉姆自己就站在受试者身边，这其实是一个实验失误。

 

因为这意味暗示了受试者，他所听到的所有“学生”的哀嚎、抗议、乞求，米尔格拉姆自己也能听到。很多人会据此相信米氏的判断，相信他能把实验控制在不“闯祸”的范围内。

 

可是在真实的威权环境中，指令者与执行者之间，往往隔着严密的科层。指令者自己并没有亲见执行者所遭遇的那些哀嚎、抗议、乞求。

 

这就意味着，如果“执行者”决议麻木不仁的忠实执行上级的指令，一旦出了事情，就会出现一个责任推诿的“循环”——

 

执行者可以说：我也只是奉命行事，所以无法对造成的结果负责。

 

而指令者也可以说：我并没有及时获得一手的反馈信息，我不知道情况已经如此危及了——亦或者，我的指令本身没有问题，都怪执行者没有充分理解好我的指令。

下级说：我是“奉命行事”。上级说：我没下过这样的命令啊。

 

 

我想唯一的方法，就是一个社会不应宽容那些只知遵令行事，不顾道德、甚至不顾法律的“执行者”。“奉命行事”不应成为执行者胡作非为的挡箭牌。

 

道理很简单，执行者是亲临一线的人，你们比你们的上级更清晰的听到了命令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如果你们觉得这些问题是违背法律、常识和良知的，那你们作为公民，做一个人，本来完全有责任，有必要将手上的“命令”停下来，向上级反映，让他们知道这是不对的。

 

当然，我知道有人会说：我们不敢反应，我们怕丢饭碗，那我要说。

 

你看，说来说去，你还是为了你自己能保住你自己的那个铁饭碗，而不惜违背自己的良知，把他人逼入绝境，那就不用问了，你依然还是那个作恶者，你活该被受你伤害的人诅咒、抵抗、咒骂。

 

天下三百六行，什么饭不好吃，非要吃别人的人血馒头？什么钱不好挣，非要挣这几个造孽钱？

 

康德说过，“一个人做一件事，不管他出于什么样理由，都必须为由此产生的后果负责。”任何现代国家的法律中都没有一条“奉命行事”可以免责的后门。就连纳粹德国的军事法典当中都规定：“上级的命令，不得成为被告人针对犯罪指控的抗辩理由。”

 

为什么？因为人需要为自己亲手做的行为负责，这是任何哲学、法律体系的基石。如果没有这个基石，如果允许每个执行者以“奉命行事，身不由己”逃脱追责，那么几乎所有行政失误最终都会成为上下互相推诿的无头案。而整个社会体系都会因无法问责而崩溃。

 

所以不要宽容那些一口一个“我只是奉命行事”的人，这些麻木不仁的执行者，就是酿造一场悲剧真正的最大的罪魁，甚至比不合理命令的下达者还要可恶。他们不值得被体谅。